因为中国正在重复自己在金融危机之后犯下的同样错误。
能否坚定不移地将这一轮经济改革进行到底，除了策略上的把握，战略勇气和中国复兴这一历史责任的担当，有唯一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兼顾金融安全和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制定利率、汇率、水、电、气、油、矿产资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规划。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一是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马上捉襟见肘。二是又回到收入法分析，是政府收入增长过快所致。要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对当前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相当多的人已形成基本共识。
上述各方面无不涉及经济问题和体制改革，但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如何梳理其因果逻辑？如何厘清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中各个问题的脉络，找到抓手或突破口？这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大前提。以上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逻辑分析，舍去了科技创新、人口政策、房地产调控、市场秩序监管、发展农业基础、外贸多元化以及低碳与循环经济等领域的重大讨论。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
另一方面要改革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制度，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获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时处于平等地位。收入分配改革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资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比如，在保障房建设中，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并非无房户、困难户分到保障房的情况。
中国证券报：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需要哪些配套政策措施？苏海南：打破垄断，一方面要降低相关行业的门槛，允许民间资本投资。所以，在二次分配中要通过制度完善和二次分配的透明化、规范化、公开化，来遏制或根本扭转可能存在的逆向分配问题。
另外，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在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证券报：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苏海南：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是以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白领、灰领人员比重大幅提高，以及劳动者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为前提的，因此，终身教育、职业教育、全民教育的进一步改进完善都是相关配套措施。同时，继续抓好对部分企业高管偏高、过高收入的调控，加大对高收入社会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收。苏海南称，要坚决打击非法收入，在调节财富分布不公平上研究采取措施，这对于全面解决我国广义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至关重要。
另外，应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社会低保标准，同时建立并逐步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并继续抓好农民增收工作等。他强调，应尽快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到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同时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其次，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争取对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苏海南称，城镇化与收入分配改革有着紧密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还必须规范灰色收入。而这一障碍如继续存在，就会影响城镇化进程。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城农民工享受不到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客观上讲这部分人口就不能计算到真正的城镇化比例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税务、审计制度，进一步健全银行监管，减少现金交易，让灰色收入、不合法收入尽可能被遏制和缩小。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亟须打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尽管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但有专家分析实际只有35%，就是因为进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当前灰色收入的量较大，制度外的东西较多，这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会形成冲击，因此必须着力规范。收入分配改革包括财政税收体系、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农村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等多方面改革，从收入和财产两个领域分别采取措施，才能全面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比如，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群体工资水平低、增长慢，这是受劳动密集型行业附加值较低、国内外宏观经济不好等因素制约。来源：中国证券报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城镇化 。
精彩对话中国证券报：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需要有哪些政策亟待推出？苏海南：就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而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相关配套改革。打破垄断，一方面要降低相关行业的门槛，允许民间资本投资。
另外，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过高收入和财产的调控，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包括房产税、遗产税、财产转移税，同时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同时，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改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减轻其税费负担，从而使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在生存发展、兼顾劳资利益的前提下，有能力提高员工工资。
另外，需注意避免二次分配出现逆向分配。苏海南表示，要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需要把提低、控高、扩中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主线。
他表示，提低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项标准的合理提高。此外，要真正落实温总理多次提到的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因此，这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如何帮助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革新、提升劳动生产力，以及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其实，这些结构上的比例数字本身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而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却会。
但目的不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结构失衡，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近几年来，质疑中国经济的声浪又开始高涨起来。
第一，提高人均资本的占有量，这就需要投资。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外乎三个途径。
有人担心高投资率必然造成产能过剩。中国作为一个已脱离了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经济结构并不是政府能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
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指的是GDP水平的持续的上升）和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指某一年或某个季度的GDP水平的变化）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从产业结构上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比重偏高，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创新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呢？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体制的痼疾、改革的停滞或政府工作的失误。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变，不同的评论者的观点可能很不一样。
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也同样主张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或者占优地位必须尽快打破，政府对行业准入、资源价格的管制需要大大放松，也同样希望人民收入能够快速增长，房价能够更加合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福利继续改善。好几位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之前已经著文论证中国并不存在长期消费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中国的科研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还是超前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我国的科研实力和产出在世界上的排名要高于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短期经济波动会受到需求因素影响，但长期的经济增长则取决于总供给能力的扩张。